望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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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派群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这场电影运动中，年轻的电影人自发地分成两个团体，分别位于塞纳河的两岸。电影手册派的群英们在巴黎右岸；而左岸派自然在左岸。

左岸派以左岸的门街出版社为发源地，在那里聚集了一大批有着共同电影见解，同时又颇具文学功底的优秀创作者们。阿涅斯·瓦尔达、雅克·德米、阿伦·雷奈、路易·马勒，克里斯·马克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几位，由于其中大多人都有着优秀的教育背景，如瓦尔达便主修文学、心理学，后改修艺术史， 而克里斯·马克更是惊人，主修哲学，且发表量惊人，政论、幽默时事文摘、翻译、音乐评论、诗集、短篇小说、游记、电影评论无所不及。这种精英化的倾向使得左岸派总体而言，在气质上显得更为广博而深厚。此外，许多重量级的作家的加盟也提高了左岸派的创作门槛，其中最著名的就有玛格利特·杜拉斯、罗伯-格利耶等等，且在电影剧本的写作之后，都身体力行地拿起了摄影机。

总之左岸派颇有些松散的团结，确是一段惬意的旧日时光，“所有这些围绕在国立人民大剧院（瓦尔达是该剧院摄影师）周围的年轻人组成的团体，算不上一个大家庭，而是一种筛选性的俱乐部。在解放时期舒适的氛围中，它乱糟糟地发掘出爵士乐、美国电影、科幻片，以及流放归来的超现实主义。大家为了共同的爱好而聚集在一起：闲聊、‘史密斯和儿子们’茶馆的茶、连环画和自行车。他们在‘花神’咖啡馆或化学学院的电影俱乐部聚会，拍摄一些广告片。他们发现了刚刚被翻译过来的布莱希特的作品，还一起欣赏柏林剧院的演出。”

如果说“电影手册派”的高调激昂，好比是席卷影坛的飓风，其一呼百应的声势、不顾一切的率性、乃至藐视一切规则的破坏力为银海卷起了层层巨浪，成为电影史上最叫人难以忘情的激情岁月，那么相形之下“左岸派”便是以一种更为潜在，却也更为深沉的方式成为新浪潮运动中的一股暗流。左岸派的电影试验，没有手册派的张扬，但比起手册派更加先锋激进；没有五虎将的多产，却是扎扎实实，部部经典；没有花哨的镜头语言，但风格却永远精致隽永；没有少年人的忧伤与清愁，却更加贴近心灵，慰暖人心。用瓦尔达的一句话或许最能概括左岸派的电影创作精神：“电影不是演出剧本，或者改编一部小说……为了某种来自情感的东西、来自视觉的情感、声音的情感、感受，为之寻找一种形状，这个形状只跟电影有关。”

新浪潮之母

无论是电影人还是影迷，都习惯性地推认阿涅斯·瓦尔达为“新浪潮之母”，这不仅仅因为她是新浪潮运动中，为数不多但造诣深厚、影响深远的女性导演，更是因为瓦尔达的作品在新浪潮运动具有一种开创性的启示作用。早在1954年，手册派们还在为杂志的生存而奋斗时，瓦尔达就已经拍出了振聋发聩的实验短片《短岬村》，而瓦尔达的创作观念也深刻地影响着许多的电影人，其中不乏许多新浪潮的主将们。

然而早早扬名的阿涅斯·瓦尔达，其实只比戈达尔和夏布罗尔大两岁而已，与里维特同年。1928年，阿涅斯·瓦尔达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法国人。二战时，为避战乱，瓦尔达回到了法国南方，从此定居在法国。战争结束后，瓦尔达进入索邦大学，进修文学和心理学、随后又去了卢浮宫学院进修美术史。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瓦尔达并没有正式毕业，反而是在夜校中进修的摄影课程修成了正果，后来瓦尔达还考得了职业摄影师的资格。

从女摄影师到女导演

取得了摄影师资格之后，瓦尔达很快便全身地投入摄影界，并立志要成为法国最好的静照摄影师之一。对于女性而言，摄影多少是一件苦差事，繁重的器材，艰苦的条件，对体力和毅力都是双重挑战。而瓦尔达呢，也丝毫没有巴黎女性的时尚娇媚。相反总是一头如盖的短发，清爽方便，而衣着朴素，裤装居多，眼神灵动地捕捉着一闪而逝的画面，一付干练的女摄影师形象。1949年，她开始到古巴、西班牙等地从事摄影报道的工作。在古巴她拍了4000多张照片，成为日后优秀的纪录片《向古巴致敬》的素材。瓦尔达的摄影才华在艰苦的环境下磨砺得越发纯粹出众，很快瓦尔达便在摄影界奠定了自己的位置。

然而摄影师，注定是瓦尔达的生命中的过渡。1960年瓦尔达的一位亲密女友嫁给了当时著名的戏剧导演让·维拉，而他直接帮助了瓦尔达在巴黎国立人民剧院找到了一份剧场摄影师的工作。于是1951年至1961年间，瓦尔达担任巴黎国家公众剧场的剧场摄影师，在那里瓦尔达为着迷于摄影的眼睛，又捕捉到了一种新的形式的美——电影。尽管瓦尔达声称，自己在25岁之前看过的电影不超过十部，但这并不妨碍她以极快的速度吸收电影这门艺术带给她的美学震撼。没几年，她便开始跃跃欲试，开始自己的电影创作了。“我对电影一无所知，我只是觉得摄影这种媒介对我来说还不够，我想要使用声音、动作和语言。”瓦尔达回忆自己初涉电影时说。

“开始拍摄第一部影片的时候，作为女人我当然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我没把自己看作女人，勇敢的女人，我把自己看作勇敢的艺术家，电影制作者，因为当时没有人在我那样的年纪就拍电影，不论男人还是女人。”1954年，法国影坛的僵局尚未打破，不要说年轻女人拍电影了，即便是资质优秀的男性，也必须从第三助理做起，然后是第二助理，再做几年第一助理，45岁以后你才可能有机会当导演。在当时的法国，等待蛰伏常常是无奈的选择，而自己写剧本并把它拍成电影这样的事情更是难上加难。

即使在诸多困难之下，瓦尔达为了能够拍摄自己的第一部自编自导的剧情短片《短岬村》，组建了自己的电影公司——塔里玛斯影片公司。影片的资金来源是由所有的演职员合资凑的，还包括了短岬村普通渔民的慷慨资助。而为筹得资金，瓦尔达不但得向母亲借款，抵押母亲的房子，还全额动用了她所继承的父亲的遗产。最后瓦尔达以700万旧法郎(约4万美元)的极低成本完成了影片的拍摄——当时法国一部普通电影的成本是7000万旧法郎，仅仅是后来的“新浪潮”中低成本电影如《四百击》或《精疲力尽》的约1／4。

更为疯狂的是，瓦尔达其实是电影行当中的新手，连导演证都尚未取得，演员是从让·维拉那里借来的，对电影拍摄器材一知半解，连如何指导演员演戏都不会。然而她对拍片的狂热和对镜头语言的敏感却令人惊讶。然而影片的发行却并不顺利，由于叙事手法上的创新、影片的高度风格化，招致了片商的联合抵制，公开发行一再延期。直到1955年，事情才有了转机。这部优秀的作品，获得比利时黄金时代奖和法国前卫电影大奖，才不至于淹没于世。

新浪潮的先声：《短岬村》

瓦尔达一方面在低成本和非职业化的制片方式上为后来的新浪潮诸将们提供了诸多启示，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主要的，瓦尔达的电影创作风格对后来的新浪潮运动产生了观念性的影响。用石破天惊来形容《短岬村》恐怕不算为过，实验性的先锋风格，纯熟的构图，叙事方式的创新，对人内心的深度探讨，都将这部短篇归为杰作之列。安德烈·巴赞赞其“自由而纯净”，而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则将“法国新浪潮的第一部影片”的美誉献给了它。一部短片，获得拥有如此高的评价，瓦尔达得功力可见一斑。而此时瓦尔达不过26岁。

《短岬村》，瓦尔达的这第一部影片的结构显得非常奇怪。影片以短岬村为背景，拍摄的是短岬村的风光，叙述的也是短岬村的故事，然而影片怎么看都像是两部影片的混合体。一面是对短岬村村景巨细靡遗的捕捉，以纪实的风格展现出小渔村的困苦、贫瘠；另一面则是一对夫妇喋喋不休的谈论着自己失败的婚姻，从身份冲突，到婚姻失败的总结。环境与内心在这部影片中纠结在一起，难以捕捉的心灵困顿经由渔村的破败展现出来，如果说影片试图探讨的是爱情中自由得难以企及，那渔村地理环境上诸多的不尽如人意恰是烘托了这种无奈的心情。

瓦尔达坦言自己的灵感来自于福克纳的小说《野棕榈》。正是这本书使瓦尔达思考了很多关于叙事的问题，“因为它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两个故事从来没有相交。一个讲的是两个男人在洪水暴发时从收容所逃跑的事情，另一个讲的是一对夫妇的艰难的爱情故事。”这两个故事一前一后地进展，并无交叠。虽然小说始终在探讨关爱和自由的本质，却平行地交替着呈现在不同的章节中。

从小说灵感起步，瓦尔达逐渐开始以文学观念来衡量自己的电影创作，她强调拍电影应该如写小说一样自由挥洒，利用电影中的剪接、摄影及角度、节奏取代文学的字、句、章节。“我在开始的时候就和别的年轻人不同，我认定电影应该跟着灵感走，而不是跟着故事或者编剧走”。这虽然与“电影手册派”的年轻人们强调故事情节的奇险、紧凑不同，然而却是瓦尔达个人的气质的体现，新颖自然，风格佳绝，令人惊叹。戈达尔在《筋疲力尽》中，便有女主角塞贝格朗读《也棕榈》的片段，还试图将两部影片《美国制造》和《我所知道的二三事》交替播放来完成对瓦尔达电影创作形式上的致意。瓦尔达还直接影响了雷奈、马克等人的电影创作。

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

1961年，瓦尔达的第二部长片《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这部影片是真正让瓦尔达名动影坛的一部佳作。影片构思大胆，淡化叙事、却着重深入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探讨女性自我价值；又通过复杂精妙的风格和准确流畅的摄影手法，呈现出巴黎街头的60年代鲜活的生活气息。这部影片确立了瓦尔达作为一名成功的女性导演的地位。

其实在拍摄之初，瓦尔达曾想过在几个国家取景，后因为融资的问题而作罢，后来改在全景在巴黎拍摄，却由此诞生了这幅巴黎街道的最好写真。《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讲述了怀疑自己得了绝症的女歌手克莱奥，焦躁不安地在巴黎街头游走的故事。而五点到七点，是克莱奥派遣恐惧的经历，也是克莱奥经由自我审视，自我价值确认，从焦虑到最后释放的心理过程。

影片近乎实时的展现了五点至七点克莱奥在巴黎街头的点滴和心理轨迹，瓦尔达不时地在影片中打上时间，以提醒观众们时间的流逝，仿佛是克莱奥生命的流逝。我们通过克莱奥的眼睛凝视着这个世界，体验她的痛苦和孤独，也渴望与她一起寻找生命的激越和热情。

影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与保姆一起结伴回家的克莱奥，她无思无想，焦躁愤怒，隐喻着自我迷失的状态；其次是从家中独自出走的克莱奥，茫然而孤独，却是寻找自我的过程；最后是与即将前往阿尔及尔前线的士兵相遇的克莱奥，尽管士兵的前途也笼罩着死亡的阴影，但他的乐观也点燃着克莱奥生命的激情。通过影片，瓦尔达所要探索的是女性内心真正的自我，既区别于社会所赋予的身份，也要试图摆脱生命表象中的美丽虚华。就如同瓦尔达在某次采访时所说：“《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中的主角一开始是众目之下的明星，电影进入中段，突然她摘下假发和墨镜，开始关注他人，并由此寻求到一种真正的好奇感。因此从某种角度说来，这是一部真正的女性电影。”

瓦尔达的深厚的摄影功底、精确的构图掌握，在影片《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示。透过瓦尔达似有神力的敏锐的眼睛，60年代的大城市特有的喧嚣，路边的市井生活都收纳在画面之中。片中的克莱奥在60年代巴黎街头穿行，沿途经过新桥、萨彼里埃医院和蒙苏利公园。通过一系列自然景物装点，瓦尔达示范起了新浪潮摄影技巧：远离摄影棚，充满了自由的元素。而这种自由度又被瓦尔达自如玩转。比如在克莱奥漫步街头的同时，她准确运用巴黎街道上的每一个时钟，突出“实时电影”效果。在这里瓦尔达再一次的令环境与内心充分交融，克莱奥走在街头，美丽的身影倒影在沿街商店的玻璃外墙上，试衣镜中不断的交替着克莱奥的容貌和光怪陆离的街景，穿行而过的马车和行人，纷至沓来的声响，内心与城市的街景交织，变换着不同的面目。

在众多经典镜头中，戈达尔与他的新婚妻子卡里娜的婚礼成为了《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一片中绚丽而迷人的一幕。戈达尔身着礼服、头戴宽沿帽，而卡里娜一袭白纱，幸福而美丽。这个镜头一如瓦尔达的电影，有一种神奇的感召力，穿透时光，令人感动。